申请季快结束的某天傍晚，我拖着向戏剧老师借来的笨重的老式蓝牙音箱，拉着朋友们跑到教学楼天台锐舞。我刚刚十八岁过半，没有去过地下俱乐部，也没有彻夜不归地在酒吧跳过舞。朋友们滑稽地学着社媒上的“新手techno舞步”，我“咔嗒”一声叩开无酒精的桃子苏打水，水汽瞬时弥漫在不见升温的二月份空气里。我想，我大约是Z世代里最渴望成为酷大人但是最不够格的小孩。
我们在高地soberly地下锐舞#是berghain还是怂火锅
二〇二二年，初三毕业，刚刚从挣脱兵荒马乱的中考和后疫情的洪流中被打捞起来。拿到深国交录取通知书的我**个反应是惊诧，第二个反应是——不会化妆，万圣节怎么办？十五岁，脑袋里想的不是学业和未来，而是在这个初来乍到的环境里怎样变成一个够酷且离经叛道的人。从外貌开始，我死死盯着镜子里自己剪的狗啃刘海和略显浮肿的双颊，一闭眼一咬牙，穿了一个唇钉。这颗小小的钉子成为了我给自己贴上的**个标签，**份宣言，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成为了我主动或被动行为的某种潜意识符号，或者说是某种命令，鼓励、诱导、甚至迫使我不断靠近那个理想中特立独行的角色。
当然，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全身心浸泡在同龄人的啧啧称奇和学校最酷的英语老师的打趣声中，我拿出蛰伏了十五年之久的魄力与父母据理力争，对抗邪恶的偏见与古板。觉醒年代的鲁迅弃医从文，叛逆期的我抛弃学业捡起键盘，每天平均花三小时写抨击家长成见的文章，公开叫嚣。
很遗憾的是，我的“叛逆期”并不成功，也不决绝，甚至算不上独特。当同龄人卯足了百十倍的劲与更大的专制对抗的时候，我和爸妈电话里据理力争的同时还得低声下气地讨要生活费。
我的申请文书围绕类似的主题展开。叛逆期这个词实在过于老生常谈，我可以想象远在大洋彼岸的申请官看到文书里“rebel”这样的词汇时忍不住皱眉，心里暗暗给这个可怜的、自诩理想主义却依然灰头土脸的堂吉柯德打上同质化的标签。即使这样，我依然忍不住一遍一遍地去剖析、去理解，去讲述我的coming-of-age——总有些故事值得被记住，总有些不够决绝也不够目的清晰的叛逆值得被看见，也总有些介于纯粹的黑与白之间的灰色地带不该理所应当地被忽略。
二〇二五年底，我坐在教室里看完了空音央导演的首作《昨日青春》，电影讲述了宏大社会背景下几个自由派高中生的友谊与纷争。电影中时不时响起的地震的警铃成为了导演隐喻的社会结构的塌陷和个体的焦虑。晚上七点，教室和走廊里都空无一人。我对着漆黑的电脑屏幕发呆，窗外台风肆虐，仿佛预兆着电影中那场悬而未决的末世预言(Apocalypse)。我想，我也经历过类似的时代震动，我也曾是那些集体创伤中的个体。作为一个电影/戏剧/文学生，我在想，我的个人哲学和立场是什么呢？我应该如何去平衡私人化的叙事和宏大的社会背景？电影、戏剧和书籍作为社会性的媒介，它们该如何去承载发声的责任呢？
朋友们陪我热演自我介绍video
申请季前的夏天我在上海拍了一部十五分钟的短片，是关于几个女孩去探索叛逆、创伤和爱的故事。我也想去讨论在宏大的父权社会之下那些青春期女孩们细微的、拧巴的甚至不够坚定的反抗。我拉上了好朋友Selinna, Yuki和比我小一届的Isabella做演员，还邀请了同社团(Bacamera Filmmaker Club)里Tianning, John和Levi来做剧组的crew。
六月份的上海炙日和台风纠缠不清，开拍的前一天我跑到上海的龙王庙烧香拜佛，虔诚祈求明天天气晴朗。开拍的那天，竟然真的出现奇迹——海啸和台风中的上海在午时罕见地出了大太阳。记忆里的镜头中是阳光明媚的普济路桥和面孔模糊但是泛着淡淡忧伤的趴在天桥栏杆上女孩们。在剧组里我经历过无数这样的时刻。比起奇迹，更多时候我碰见的是预料之外的事故和状况，会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哭泣，也会在面对几十人的剧组时候被迫整理情绪。后来那些拍到的视频素材和备忘录里随手写下的导演日志都成为了申请季的一大组成部分。
以下摘自我的15min短片《可爱的舌头》导演日志，后来成为了某篇文书：
在写文书的时候想起了夏天拍的片子。故事中的四个女孩分享了一种quasi-queerplatonic的关系，我想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她们达到一个非常熟悉对方的程度。甚至不只是熟悉，她们的表演需要隐晦地展现一种“我会为了你的际遇感到深切的痛苦”的紧密连接。
2025/7/27
开拍前，我们一起在酒店里吃盒饭，穿上台制的校服。好可爱啊！每个人从厕所里换装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惊呼。
2025/7/28
因为没有提前买到“妈妈”角色的衣服，我打算去上海的古着街碰碰运气。台风天的晚上，我，Aiko还有Yuu赶在关门前跨了小半个上海跑到灵石路外贸一条街。其实那不是一条街，而是一栋很旧很破的楼，四层都是散落一地或者成捆堆砌的外贸“洋垃圾”。大多数店铺都已经关门上锁了，少部分的店主杵在灯光昏黄的店门口，眼睛黏在我们三个身上。没有试衣间，我就在站在衣服堆里试衣服，旁边是店主和一位来进货的大姨，大概打包了三四捆吧。我试图砍价，急得满头大汗，但是店主一边点钱一边催促“我要关门啦”，我只能随便套上一件的丑衣服，就这样吧！Aiko和Yuu站在门口守着，时不时往里面瞥。“像个乞丐”，Yuu点评。
后来，两个“不称职”的守卫自己跑去淘衣服了。我也当即立断放弃正事，开始物色给自己的衣服。一个大妈半哄半威胁地把我们赶到她的店里，“我家都是韩国正宗货，不骗人。”我指着标签问：“这不是日文吗？”Yuu在一旁爆笑。
最后Aiko淘到了一件日系外套，买下后才发现扣子都掉光了，于是大为沮丧。我看中了一条昭和风的波点连衣裙。Aiko告诉我，砍价要冷静点，不要一上来就问价格，先挑刺。于是我在店里来来回回地出入、试衣服，最后Aiko和Yuu已经决定放弃了，先走一步时，店主突然恼火地大叫：“回来，回来，50块钱给你算了。”
2025/7/29
还有一天去虫洞公园堪景。离开时，我们碰到了一个赤裸下体的女士在共享单车旁边徘徊，看上去精神不太正常。副导小鈊和Aiko是成年人，她们赶紧说报警。我一边被网约车司机电话轰炸一边赶紧拨通110。一定一定要让女警来，Aiko在旁边补充。然而警察来的时候，那位女士已经扬长而去。警车上下来的全部都是中年男警，手持警棍。我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Yuu在旁边很生气地说：“为什么没有女警？”是啊，他们甚至没有带上可以蔽体的衣物或者布料。我们报警是为了保护那位女士，而他们却一副如临大敌“抓犯人”的架势。小鈊很无奈地摇摇头，指了一下她离去的路线。
2025/7/30
开拍前一天，我请演员们吃饭。预算不够，我们在一人两桶方便面和街边小馆中果断选择了后者。吃了一顿难吃的粉面后，吹着风扇，我提议一起做“hot seating”。那是一种常用于戏剧的游戏：演员进入角色，其他人开始对ta提剧本之外的问题，而ta必须以角色的身份回答。一开始，大家都在互相问一些简单的问题：“你们的关系怎么样？”“你对于表白失败这件事怎么想？”“作为朋友，你怎么看她喜欢的那个男生？”诸如此类。后来，Aiko对Yuu说：“如果你和张志豪在一起的话，我会恨你。”Ann还有Mio说，她们之间的关系即便在小团体里也更加密切。Aiko问Yuu“对于你来说，到底什么是爱？”Yuu愣了一下。她不知道。三十六分零二秒后，hot seating在大家的沉默中结束了。我想起上午，女孩们在嘈杂的、周围是一群中年大叔在跳舞机上“嘎吱嘎吱”笨重地跳舞的街机厅里，很紧密地坐着。她们开始对视，Yuu看着Aiko的时候眼睛湿润了。她说，不知道为什么，看着Aiko我就突然很想哭。我们开始用视线描摹彼此的长相。Aiko比我们都大一些，所以她的下颌发育地很好看；Mio比我们年龄都小，但是她的下巴是尖尖的，所以脸颊肉也很少。大家偶尔沉默不语，偶尔又觉得场面很滑稽，不约而同地开始大笑。在那个上海仅存的老式街机厅里，没有一个人向我们投来奇怪的目光。我们就这么坐在正正中央，歪七扭八地倒在彼此身上。
2025/7/31
拍摄那天，我坐在监视器后面，看到她们很用力地把情书点燃、踩碎。女孩们一起点燃头发。好像真的完成了某种献祭。我很长很长地叹了一口气。
剧照，左往右分别是：讷讷，Selinna，Isabella，Yuki
我很感恩朋友们的支持——任何意义上的。毫不夸张的说，在高中的四年里我最真切地经历了复杂的、剧烈的情感体验。我在高中碰到了**的室友，交往了独特可爱的朋友们，也结识了最珍贵的同好。与身边的女孩们之间的友谊，或者说那些超乎简单情感关系的纽带成为了我创作源源不断的灵感。
我还想感谢Bacamera Filmmaker Club。前面有提到，社团的朋友们愿意不计代价地奔赴一千多公里外的片场，陪我淋暴雨、熬大夜，在我独自面对各种琐碎难事的时候站在身后。这个社团是我在高中时期找到的**个最有归属感的群体。如果说我为什么从四年前就坚定地要申请电影专业，那就是因为他们。
Bacamera Filmmaker Club
我意识到，我是一个通过体感情绪震动去建立关系，甚至去学习的人。我学了四年的戏剧，遇到了两位特别好的戏剧老师。其中一位来自英国的女老师，**节戏剧课，她让我们围成一圈，教我们演哭戏。她说哭其实是一种痛觉，每当她哭泣的时候，她的眉心都会隐隐作痛。我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理解了这句话。某天在一个穿孔店里穿鼻环，我的鼻梁连接额头的那根筋在针穿刺的一秒骤然抽痛，眼泪忍不住决堤。鬼使神差的，从此以后我找到了我的“哭泣神经”。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里只会遇到几个epiphany moments，这大概可以算得上一个。哭戏、痛觉、和那个我们围在一起挤眼泪的下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对于戏剧这门学科的印象。
原来我喜欢用感知和直觉去理解一门学科。后来和学姐做Playback Theatre（一人一故事剧场，观众在剧场上分享个人经验及感受，演员在聆听后以形体、声音或话剧形式实时呈现，作为礼物回赠观众)，在面对那些复杂的课题——死亡、离别、失意和悲伤的时候，我开始学会向外链接情感，学会共情，学会解离。那些在戏剧课向内挖掘的情感体验在剧场里水波般扩散开。
Theresa, Selinna, Nicole Eileen, Yuki和我创作的实验性戏剧White Snow
Sophia给我们做的海报
年度大戏Puss in Boots, 左到右：Vitas, Chloe, Sunny
AS的时候我选了Sociology。一开始，我对社会学很抗拒。我是一个文学性的人，我尝试向别人解释，比起社会活动和政治我更希望自己活在象牙塔里。带着与这门学科的嫌隙，我在**次社会学考试中光荣获零分。那天课后，我拿着令人错愕的成绩站在我社会学老师面前，想要讨要个说法。他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一言不发。那一刻，我气得牙痒痒。当然，除了对这门课和老师的气愤，更让我气馁的是我并不具有学术上一雪前耻的能力，更加做不到像《垫底辣妹》里演的那样逆风翻盘，用实力证明自己。但是十一年级的我已经意识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所有事情都并非非黑即白，社会学是这样，社会老师也是这样。
后来有一次，社会课布置了一个采访的课后作业，不计成绩。但是我和好朋友两个人特别想借这个机会研究一下我俩很关心的话题——身为Z世代，我们的痛苦为什么总被认为是无病呻吟？为了招募受访者，我俩在社交平台发了一个帖子，标题“吃尽时代红利的Z世代，为什么总是在’无病呻吟’？”，tag#深国交#NewJeans#亢奋#社会学。帖子发出一天半，爆了。我们收到了三百余条评论，全部都是骂我们的。有人说，你凭什么代表Z世代？Z世代什么时候吃尽时代红利了？有人说，在做社会学研究前你们是不是没有阅读任何文献？有人说，何不食肉糜？有人说，是为了大学申请来消费大众吧？
一腔热血的我俩被当头一棒，大梦初醒——噢，原来我们也活成了自带优越感的那类人。除了反思措辞，我们还认识到几件事情：1，做任何社会学性质的调查前都有责任做足前置研究；2，课题研究可以小切口，但是小切口不等于小的视野，而是要以微观的现象撬动更宏观亦或是更深刻的东西；3，任何时候都要认清楚自己的特权，不要着急否定它。
这件事情也让我对社会学乃至日后的申请产生了巨大的反思。我开始感觉自己与社会学更加亲近的同时距离美本申请越来越远了。我感到挣扎——美本所强调的社会责任感的初心和我们做的很多活动是否时常相悖？在做这些社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到底是怎样？美本申请这场游戏是否伴随着刺人的优越感？或许不少人都和我有过一样的想法，时至今日我也依然无法在这个层面上和申请和解。我能做的只是在写community相关的文书时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
后来，我向我的社会学老师坦白了我们遇到的困恼。他没有给出他的答案，也没有助长我们的忿懑，而是鼓励我们继续去反思、去追问。申请的时候，我请他给我写了推荐信。即使后面因为国际考失利没有继续学社会学，我依然愿意对周遭的社会保持关切和好奇。那些在不成熟的年纪对于成熟社会的反思和追问，如同草蛇灰线，在我往后的艺术创作乃至个人哲学中伏脉千里。
Playback公演，i miss u girls
我在申请季做了三部短片，搭建了一个网站（chloexoxo.cargo.site），拍摄了无数条自我介绍视频，写了两个剧本，做了两个学校的戏剧试镜。我开始得晚，甚至有点毫无章法，很多事情都比别人慢一步。老实说，我很享受申请季，因为我借这个机会纯粹地探索自己、探索世界，肆无忌惮地满足过剩的表达欲；但我也意识到，美本申请不是一个足够人文关怀的制度。
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足够**被看见，而是我们恰恰好满足了某个指标所以“不得不”被招生；反而言之，很多时候也并不是我们不够**，而是我们不够幸运，在招生官从一堆同质的棋子中大手一抓，不小心从指缝中溜掉了。站在后申请季，我一面忙着从imposter syndrome（冒名顶替综合症，一种心理模式，表现为自我怀疑、将成功归因于运气和时机）的泥潭中抽出双腿，一面站在未知的前路上暗自兴奋。时至今日，我依然无法给出一个答案，也没能成为一个足够厉害的大人去解开很多不知所踪的心结。
我想起来之前和父母对线时写的一篇“学鲁大作”「在我成为一个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生涩的愤懑不平的激烈措辞像一只敌意满满的刺猬——但是字里行间我依然忍不住流露出对于长大成人的无限向往。所以我始终相信，在somewhere in the soft white underbelly，大概有一块微小的、细碎但是妥帖的0.1平方厘米可以容纳所有关于成长的未解之谜。
喊楼TvT
自编自导台下听不清台上好自嗨的last show
